抗战时期取得特别救助的教授、作家（沈卫威）

  日军侵华战役期间，平津沪杭宁汉等地大批高校、研讨组织西迁或入东南内地，在困难行进中，得以保存读书的种子与学术研讨的师长，使文明教育的命脉不停。先后两轮大学迁徙（1937年“七七”抗战后、1941年末太平洋战役迸发后），筹建及施行建立了西南联合大学、西北联合大学、东南联合大学；凭借成都华西坝，聚集同属美国教会的华西协合大学、金陵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燕京大学联合办学；落脚宜宾李庄的同济大学、中心研讨院、中心博物院筹备处、营建学社等。有流亡途中隐居，有年事已高、身患沉痾或家室之累，无法逃离沦亡区，一同又坚持民族时令，不与日伪组织协作的教授，因赋闲而日子陷入窘境。国民政府教育部在抗战期间，对这些赋闲老教授，每年一次专项救助。一同对特别个人，如大病或病故，施行独自救助。中心宣扬部文明运动委员会特建立专项“中心文艺奖助金”，在以奖赏或借款性质施行定向（刊物、纪念活动）、定人（著作奖赏）赞助的一同，有清晰的目的性救助患病或病逝作家。据现存档案可见，抗战时期取得特别救助的闻名教授、作家有200多位。

  抗战时期教育部对赋闲老教授的专门救助，被河南大校园长、教育部督学许心武称为“礼敬耆老，奖赏时令”之大举。

  因患中风未随中心大学西迁，停留沦亡区南京的闻名国文教授王伯沆，1908年任职两江师范书院，历南京高师、东南大学、中心大学三十年，弟子三千。此刻日子无着，贫病交加，弟子钱堃新致信在教育部任秘书的原南京高师同学张廷休，张廷休便致信高教司司长吴俊升（南京高师教育专修科1920级学生），提议给王伯沆每月120元日子补助，自1938年9月始。吴俊升随即指示“拟准挂号每月给日子费百二十元 俊升”。这是困难时间，旧日学生给教师量力而行的一份关爱。1942年1月21日，停发王伯沆120元日子费，改为由教育部每月特支经学专题研讨修改费300元。这同样是吴俊升从中协助促进。

  1939年3月24日，国民政府振济委员会副委员长屈映光致函教育部长陈立夫，说日军犯皖，安徽大学姚永朴先生年近八十，义不受辱，携家人十余口，冒险出逃，流亡桂林。青丝一翁，陷于无告，知者咸为扼腕。似此儒林耆宿，暮齿流难，国家对之宜有崇奖。

  所以，经吴俊升4月6日签呈，顾毓琇6日、陈立夫7日先后指示，教育部抉择在“文献征存委员会”建立之前，给流亡迁徙道途中赋闲的教师宿儒，健在而日子窘迫之耆彦，予以急速之救助，“先在高等教育救助费项下拨款救助”。根据各方推举上来的急需救助老教授名单，4月22日，常务次长张道藩、政务次长顾毓琇、部长陈立夫一同签发履行。榜首批被救助人员如下：

  在宣布救助金的一同，都别离附有部长陈立夫署名信函，对这些有声望的教授，因受倭寇恣肆塗毒，或避乱或隐居时的困难境况，传达中心眷念，以赠国币，“藉伸尊敬之谊”。

  1861年出世的姚永朴(仲实)，历北京大学、东南大学、安徽大学教职多年，1936年告老回桐城家园。1938年头，已七十七岁的高龄，为避日军侵略，举家南迁，经江西、湖南至广西，流离失所，落脚桂林。

  1939年5月，姚永朴得到救助后，在5月20日，专门给教育部长写了回信：

  惠寄接济费国币肆佰元谨领之餘不堪铭感永朴年老力衰深愧关于国家抗仗未能有所裨益乃蒙

  1904年自日本留学回国的高步瀛（阆仙，1873-1940），曾与周树人（鲁迅）同在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任职多年，并出任司长。1915年9月6日，社会教育司主管浅显教育研讨会正式建立并举行榜首次大会，会长袁希涛、司理干事高步瀛。其内部分工清晰，设置小说、戏曲、演说三个股。小说股主任周树人。随之新文明运动鼓起，高步瀛又热心参与戏曲变革及文言新文学运动。后来转高校执教，因为有留学日本和教育部任职阅历，“七七”事故后，特别是在汤尔和、周作人相继落水出任伪职之时，他居家称病不出门，赋闲无助。

  这种一次性救助，每年只能一次。1940年6月19日，教育部抉择，已有作业者如吕凤子不再奉送。在上年被救助赋闲老教授基础上添加了十位：：

  关于京津沪宁杭的闻名教授来说，战前，这400元，仅仅一个月的实际收入。抗战初期，这笔钱在其时重庆、成都、桂林，只能补助或暂时处理流亡、赋闲老教授的吃饭大事。但关于成渝有房的一般四口之家来说，在1939年，400元却是他们大半年的最低日子费。1940年，这个数只够他们四口之家一个多月的费用。

  1941年，赋闲老教授救助金为600元。前两年取得救助者高步瀛1940年11月11日病逝，未查得悉数获救助者名单，只能从部分获救助者回执中，得知金额。但可见这一年8月5日平津“虽受伪方要挟利诱，均能坚拒其招致，忍耐艰苦日子”被救助教授名单，表现教育部“鼓励忠良”，以及对其“矢志不渝，忠贞不苟”的赞誉。这份名单中阐明，因各地日子程度日高，将上年的救助做出调整，并按月付出，“俾得勉度现在最低极限之日子”：

  1942年10月，物价上涨，赋闲老教授年度一次性救助金添加到1000元，29人名单如下：

  熊十力、高语罕、张孟劬、仇述庵、陈含光、顾惕生、汪东木、卢锡荣、徐慕云、尚秉和、张叔平、程郁廷、凌简侯、陆规亮、唐文治、柳诒徵、程寅生、杨大鈊、孙闻园、马 瀛、王东培、张承绪、光宣甫、徐方汉、吴雷川、杨乃康、马幼渔、王伯沆、白季眉

  1943年6月23日，救助金添加到1500元，上述名单，停发徐慕云，唐文治独自另发，添加李则纲、宗受于。

  1944年6月16日，救助金添加到3000元，在1943年名单上增发徐慕云、洪泽丞、张衣言、鲍芹士。

  1944年12月6日，朱家骅顶替陈立夫出任教育部长，1945年5月继续救助赋闲老教授，金额为10000元。由教育部常务次长田培林主张，在1944年原被救助名单之外，会集添加平津教授17人：

  王桐龄、李飞生、马裕藻、李 浦、王之相、左宗纶、石志泉、邓以蜇、陆志韦、周学章、张子高、洪煨莲、陈 垣、徐侍峰、余嘉锡、傅 铜、蓝公武

  卢锡荣曾出任东陆大学副校长；傅铜先后出任西北大学、安徽大校园长；陈垣为辅仁大校园长；吴雷川、陆志伟先后为燕京大校园长。

  上述被救助教授中，我国大学的蓝公武，和燕京大学教授陆志韦、周学章、洪煨莲，都因抗日罪名，被日军抓进了监狱。

  此刻10000元，仅仅象征性救助，因为这个数目，在重庆缺乏四口之家半月的日子费。朱家骅在给被救助赋闲老教授的信中，说借这份救助金，遥维“至深吃驰系”，“藉表微意”。

  雪崩之后，每一片雪花都觉得无辜，可现实是任何一个人都必定要接受灾祸。民族危殆时间，国家与个人的皮裘维系，金薄义重。先后得到救助的熊十力、宗威、徐曦、蒋维乔、卢锡荣、李光炯、杨乃康、孙闻园、高语罕、汪东木、陈含光、徐方汉、杨大鈊等都寄来收据回执，一同向教育部表达感谢之情。卢锡荣乃至传达出“尔后誓以此身奉献社会，苟利国家存亡，以之出生入死，皆所不辞”之意。

  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郑石君（奠），“七七”事故时适值暑假，回诸暨老家，未能及时随校园南渡西迁。窘迫中，日子没有着落。在昆明的北京大学教授姚从吾、章廷谦、罗常培、陈雪屏、郑天挺、毛准、罗庸七人，1941年9月11日，联名给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吴俊升写信，恳求救助。

  上海沦亡后，原光华大学教授吕思勉（诚之）赋闲，窘迫在老家常州，日子无着。1943年2月21日，钱穆给陈立夫写信，恳求补助已59岁的吕思勉路费，让其弟子伴随到成渝高校执教。教育部答应给路费5000元，一同付出伴随仆人2000元，并由钱穆履行履行。效果，未能成行。除了战乱西迁路程伤心外，在1943年末，敏捷上涨的物价，已使5000元价值降低为只能保持成渝市民四口之家一个多月的最低日子费。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孔繁霱，为照顾八十多岁的爸爸妈妈，停留北平，“杜门谢客，孝行亮节”，不出任日伪政权的现职，赋闲无助。他的两个孩子孔祥莹、孔祥兰随北平高校西迁重庆读书、作业，两人屡次致信傅斯年、何思源、陈立夫，恳求救助其父孔繁霱。傅斯年、何思源便联名致函陈立夫，恳求协助。教育部及时给予了量力而行的救助。

  覆巢之下无完卵。全民抗战期间，许多作家，用自己手中之笔，与前哨将士一同抗战，誓词为国家尽匹夫之责，前后都是战场，他们也有一串阵亡的数字。

  1940年7月24日，中心宣扬文明运动委会下设的“文艺奖助金办理委员会”，正式建立，首要用以协助文艺界人士恳求奖助，该委员会榜首届成员如下：

  谷正纲、郭斌佳、陈礼江、洪 深、何浩若、黄伯度、张道藩、郭沫若、舒舍予、程沧波、王芸生、林风眠、王平陵、姚蓬子、华 林、胡 风、李抱忱、阳翰笙、徐悲鸿、孙 瑜、卢冀野

  国共协作，郭沫若此刻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中将厅长，阳翰笙为其上校秘书。

  张道藩为文艺奖助金办理委员会主任委员，科长吴雪峰为专职履行秘书，负责处理日常作业。有案可查，这个专门委员会在抗战期间赞助过一百多位贫病作家。

  1943年5月21日，女作家赵清阁阑尾炎二次溃烂，住院手术医治，文艺奖助金办理委员会常务委员老舍（舒舍予）别离给张道藩、吴雪峰写信，恳求补助赵清阁医药费。赵清阁得补助金2000元。

  赵清阁康复后，不忘向其他病友传递关爱。10月10日，她联合老舍一同署名，写信给文艺奖助金办理委员会，恳求以奖赏1942年春病逝戏曲家朱双云遗作《我国之优伶》名义，补助朱双云遗孤女儿的日子。

  1943年4月13日，作家万迪鹤因肺病逝世。文艺奖助金办理委员会委员郭沫若、阳翰笙联名写信给张道藩，恳求抚恤救助，得张道藩从文艺奖助金中专门同意2000元。

  1943年4月2日，老舍给张道藩写信，为在桂林病重的作家王鲁彦恳求补助，得张道藩同意2000元。为此，王鲁彦在5月收到补助补助后，专门写信给文艺奖助金办理委员会，表达谢意。

  11月27日，姚蓬子、冯雪峰、叶以群、钟宪民、宋之的、姚雪垠联名给文艺奖助金办理委员会写信，再次为岌岌可危的王鲁彦恳求补助。效果取得3000元救助。

  1943年12月10日，李劼人、叶以群、陈白尘、陈翔鹤、陶雄联名给文艺奖助金办理委员会写信，为长时间患病的叶菲洛恳求补助。效果取得3000元救助。

  后边有数据表显现，在1943年末的成都、重庆，3000元，不行四口之家一月的日子费用。

  有作业，有固定收入者，恳求奖助金，即便是有必定效果，或许被回绝。留学日本归来，曾在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六处田汉处长手下从事戏曲宣扬的董每戡，1940年9月1日向文艺奖助金办理委员会恳求奖金一千元，说自己是航委会政治部神鹰剧团编导主任，“空军剧运始于我”，作业超卓，一同创造个人专集三册，但与流亡到重庆的母亲、两个弟弟合租房，兄弟三家，十多口一同日子，自己的月薪难以保持，生计困难。9月25日，科长吴雪峰回复：暂难照办，除将原件发还外，特此函复。

  太平洋战役迸发前，因为多国在华实力及租界存在，加上1914年2月12日中华民国已参与万国邮政联盟，陪都重庆经过香港与内地多个口岸，尚有部分商船及邮政通行，地下组织的交通站也通行，教育部给停留在南京、上海、北平等地赋闲老教授的救助金，还能及时曲折送达。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建立。10月16日，暂时政府发布《中心行政官官等法》，并依本法定承认《官等表》《中心行政官官俸法》，履行各级官员薪俸。蔡元培短期出任教育总长，为简任一级，收取月薪600元。

  1918年至1922年间，徐世昌出任大总统，这是民国时期思维最为自在的时代，既有新文明-新文学运动打开，更有我国建立。这时蔡元培出任北京大校园长，仍享用简任一级薪俸，收取月薪600元，陈独秀、胡适等闻名教授月薪为300元(陈独秀致函胡适说“学长月薪三百元，重要教授亦有此数”)，李大钊120元，图书馆办理员8元。

  教授由各校校长做主聘任，因而，教授月薪都是各校园校长抉择的。此刻，北京各高校如北京大学、北京高师，闻名教授、或教授兼系主任月薪为300元，相对共同。北京之外的大学就不相同。

  1921年北京高师给吴宓开出的外文系主任、教授月薪300元，但他应梅光迪之约到南京东南大学后，只得到160元教授月薪。1922年8日，东南大校园长郭秉文致函沈信卿（恩孚），请介绍王国维为词曲诗赋教授，开出的月薪为200元。王国维未就。

  敬启者，敝校下学年须添请国文教授一人，教授词曲诗赋等各项学程，拟延王君静庵来宁担任，每月敬送薪水二百元，请烦先生就近代为浃洽，并代校园表示歉意，敬邀一诺，浃洽后抉择计划怎么？敬盼快即示复为幸。专此祗颂

  而1925年王国维出任清华研讨院导师时，校长曹云祥开出的月薪为 400元。

  1935年11月4日，国民政府财政部出台紧迫法则，停用现银元，以中心银行、我国银行、交通银行三行发行的法币为钞票。

  从1917年陈独秀、胡适在北京大学里的月薪300元，到1937年6月抗战之前，教授的月薪改变不大。以中心大学为例，1932年9月，文学院院长兼我国文学系主任汪东月薪400元，其他教授黄侃、胡光炜、王瀣、吴梅、汪国垣、王易均为340元。（二史馆八-4781，第15页）1937年6月，文学院院长楼光来、外文系主任范存忠、哲学系主任宗之櫆（白华）、教授胡光炜、汪国垣、沈刚伯、孙本文月薪均为380元。（二史馆八-4782，第6-7页）民国大学教授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随之产生的大规模日军侵华战役，流离失所与物价飞涨的日子，等着他们。

  抗战三年之后，跟着榜首轮大学西迁作业相对来说比较稳定，1940年5月11日-13日，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榜首次大会经过“大学及独立学院教员聘任待遇方法关键”等多项方案中，有战时大学教师薪额等别、等级、月薪一致标准：

  各大学教员薪俸，相对一致，便于校长操作办理，也让教员有收取薪俸的根据，教授也不因而而随意“换岗”。

  1942年10月24日，浙江大学教授张荫麟病逝，教育部及时补助抚恤金5000元。

  原燕京大学教授、作家许地山1941年8月4日在香港病逝，因随之太平洋战役迸发，香港沦亡，在港文人二次避祸。1942年11月29日，瞿菊农、谢冰心、马鉴、黄卓、夏晋熊、张鸿钧、吴文藻、李抱忱、吴其玉等原燕大教授，联名致函教育部长陈立夫，恳求救助停留香港，无力內迁，日子没有着落的许地山子女。政务次长顾毓琇、部长陈立夫指示，按照张荫麟例，补丧葬费五千元。

  一份《成渝家庭日子费指数及日子费》档案显现，1937年12月抗战开端不久至1945年8月抗战成功，重庆四口之家简略日子的最低月费用（元）：

  这份档案是我研判抗战期间，赋闲教授或病重作家所得救助金钱，能发挥详细效果的底子根据。

  在宜宾李庄的林徽因、梁思永一同患严峻肺病，1942年，傅斯年先后给朱家骅、翁文灏、杭立武、蒋介石写信，恳求补助。效果是在同年9月，得蒋介石特支两万元，救助林、梁。对照其时四川物价，这两万元，给林、梁两家，相当于半年的底子日子费。

  1944年1月10日，教育部长陈立夫收到原南京高师毕业生张廷休（此刻为贵州大校园长）、胡焕庸（中心大学教务长）、郑衍芬（重庆大学教务长）、郭斌龢（浙江大学训导长）、陈石珍（教育部参事）、陈训慈（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随从室第二处秘书）联名为南京沦亡区老教授王伯沆恳求两万元医疗补助信。此恳求获陈立夫同意。

  这两万元，仅仅其时重庆四口之家一个多月的最低日子费。当年9月25日王伯沆在南京病逝。

  1942年，开端施行部聘教授，取得聘任后，月薪600元，一同加发研讨补助费400元。面对战时物价不断上涨，600元是其时教授榜首级最高月薪，部聘教授荣誉另带来400元研讨补助费，是最为实惠的一份收入。

  浙江大学此刻西迁贵州遵义湄潭，文学院长梅光迪没能当选部聘教授，虽然他拿教授最高月薪600元，但他在1945年3月20日日记中写道：“遵义物价高于重庆，而待遇反低，不免吃亏。”他还记载有每月所得：

  上述梅光迪日记中显现，此刻，重庆白米每斤100元，遵义白米每斤120元。梅光迪每月所得米贴可买100斤白米。四日后，一老斗约15斤的上等米现已上涨到三千六七百元，即每斤上等米价格在240元以上。

  梅光迪妻子李今英，虽有留学阅历，却没有学术效果，在教育部没能经过教授资历承认，只能在重庆军方英文训练组织担任暂时教职。所以，梅光迪一家有重庆与遵义的物价比较。

  教授薪水是固定的，每月以特别补助方法添加的部分，抵不住物价猛涨。梅光迪生命最终一年留下有十个月日记，其间感叹最多的是物价上涨。1945年7月20日日记显现，遵义物价较去年此刻高出六七至十倍以上。1945年8月抗战成功，他16日领得月薪为46000余元法币。而他前一天在华裔店购买五磅一瓶美军所用奶粉，就花去28000元。

  能够看出，教授梅光迪月薪只能支撑重庆四口之家此刻最低日子费。但他感觉遵义物价高过重庆。因而，他病中的日子很困难，压力更大。

  非常困难，赢得了抗战成功，梅光迪身体却垮掉了。1945年12月27日，梅光迪在贵州遵义病逝。

  《管子·牧民》所谓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贫病与逝世的要挟，一方面或许会让人失掉庄严，炸毁其品德底线；一同也让人道中舐犊之情、护幼之心和家长职责无限扩大。梅光迪弥留之际，忧虑身后两房（宣城老家原配一妻一子，二婚一妻四子）子女日子无着，特恳求校长竺可桢在他身后补给他一年应度假的所得薪酬。这让竺可桢非常尴尬，竺在日记中写道：

  迪生谓有数点要告校长，即本学期不能授课，期望支薪，且此项薪水，在乞假期内支者，不扣除其应得一年度假之薪。……

  梅太太又告允敏，欲得迪生应可度假一年之薪俸，不知迪存亡后与迪生生前之言景象彻底不同，安能死人而可乞假而可署理耶！

  战前胡适、朱自清、吴宓、冯友兰、浦江清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继续作业七年以上者，能恳求带薪度假，出国访学研讨、写作一年。抗战初，教授们忙于流亡，太平洋战役迸发后，教授出国访学或参与学术活动的路断了，只要张其昀等少量几个教授依托援华美军协助，去了美国。战时西南联大、浙江大学等几所国立大学，连续抗战前现已施行的教授带薪度假准则，并推广西南、西北国统区高校之间访学研讨方针。因战时交通不便及日子困难，假如教授与家人分隔两地，底子难以付出两地租房、重整旗鼓等底子日子费用。所以，恳求度假或异地高校访学研讨者寥寥。

  1946年1月30日，竺可桢专门给教育部常务次长杭立武写信，说为梅光迪请一年度假金，此实无法可给，但请渠另设法耳。

  物价高涨，日子困难，不是梅光迪一个人的问题。此刻大学教授，大都面对这种窘境。1945年8月18日，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校秘书长郑天挺在日记中记载有当月昆明物价：

  付羊肉一斤六〇〇元，鸡蛋十个一四〇〇元，西红柿一斤三〇〇元，烧饼三个三〇〇元。

  买一斤羊肉道贺日本屈服、我国抗战成功，需求法币600元，这是教授一月的最高月薪。教育部一致另给他们一份收入，是每月数目不同，应对物价不断上涨的米（面）贴，即随当月市价大致可够买100斤米（或面）的补助金。

  中心查询统计局特种经济查询处编制的《重庆市物价指数专报》显现，1945年8月中旬重庆物价，猪肉每市斤600元，菜籽油每市斤680元，面粉每市斤250元。一般官方统计数据低于商场敏捷上涨的物价。但这一些数据能够阐明，其时不仅仅是教授，任何一个人都要接受物价暴升的苦楚。我有意将教授个人记载与官方统计数据一同展现，发现有些距离，但不断上涨却是底子现实。

  物价与教授救助问题，在存亡面前，都是小事。活着便是生命的最大值。日军屠戮手无寸铁布衣，前哨抗日武士阵亡，每天都在产生。这是战时我国更为严酷的实事。看一下其时武士伤亡掩埋费，就会在寒心中感叹，一个抗日阵亡一般兵伕生命的价格只要15元。1937年8月16日，军事委员会明文规定抗日阵亡官兵掩埋费发放数目：上校200元、中校150元、少校120元、上尉80元、中尉60元、少准尉40元、军士（一、二、三等公差）20元，兵伕（四、五、六等公差）15元。阵亡一、二等兵一次性抚恤金是80元。也便是说一个战士抚恤金加掩埋费共100元，等于生命的价值。这是磨难我国人的底层本相，温情中透着悲惨。

  兵伕、教授与政府官员丧葬费不同，历朝历代都不或许人人平等。1940年3月5日中心研讨院院长蔡元培在香港病逝，中心履行委员会抚恤委员会公函显现，中心党务委员会第142次会议抉择，并致函国民政府：“发治丧费壹万元，未成年子女教育费叁万元。”